香港近年投入不少資源推動創科，如何讓科研成果走出大學，成為企業願意採用、市場願意付費的產品和服務，仍是政策落實的重要一環。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2024年本地研發總開支達357.72億元，較2023年的330.06億元增長約8.4%，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由1.11%升至1.13%。投入持續增加，下一步自然要關心各方如何合作，以及投入能帶來甚麼成果。按執行研發的機構劃分，高等教育機構的開支為200.54億元，約佔整體56.1%；工商機構為139.06億元，約佔38.9%。全職等效研發人員有47210人，其中約66%在高等教育機構，31%在工商界。這反映香港科研活動較集中於大學，但須注意，執行研發的機構不等於資金來源，大學研發也不全是基礎研究。這些數字值得思考，卻不足以直接判定產學研合作失靈。
美國於2026年9月公布的「子午線計劃(Project Meridian)」，提供了一個觀察科研需求如何形成的例子。計劃由美國戰爭部委託，首席技術官統籌，進行為期120天的未來戰爭研究，要求在2027年1月28日前提交建議。研究涵蓋由地下至地月空間的作戰環境，關注人工智能(AI)、自主技術、定向能、機械人及生物科技等發展。
這項計劃引人注目，在於邀請SpaceX創辦人馬斯克、Anduril共同創辦人拉基及眾議院前議長金里奇擔任共同主任，讓企業技術經驗與政策判斷直接參與前瞻研究。不過，它目前仍是一項研究工作，不能據此宣稱美國已建成新的產學研體制，更不能預先判定其成效。
其中一個不能忽略的角色，是非牟利研究機構MITRE。其營運的聯邦資助研發中心——國家安全工程中心，負責管理及指導計劃完成，召集商業、政策與技術專家，並由MITRE撰寫不超過30頁的獨立非機密報告，另附機密附件。這種安排的參考價值，是在需求方與商業企業之間，加入具系統工程能力的研究機構，協助整理意見和分析技術選擇。
參與者的產業經驗確有實際基礎。SpaceX在2026年5月獲美國太空軍授予兩項合計64.5億美元的協議，分別涉及太空數據網絡骨幹及天基空中移動目標指示計劃；Anduril則在2025年獲得為期10年、最高6.42億美元的反無人機系統合約。這些金額說明企業承接工作的規模，並不等同已實收收入，也不能代替履約與交付成效的檢驗。
美國政府、企業和大學之間的科研合作由來已久，子午線計劃不能被理解為企業首次進入科研規劃。它值得香港留意的，是企業能否在研究方向尚未確定時提出工程與應用問題，以及獨立研究機構如何協助判斷。至於大學如何承接後續研究、各軍種實驗室如何驗證和應用，仍須看具體安排。
香港借鑑這種思路，首先可以把應用需求說得更清楚。醫療機構、公營服務部門及企業，可在科研立項前提出有待解決的問題，同時交代成本限制、測試條件和驗收要求，研究團隊才有條件評估方案，也可及早發現技術以外的障礙。涉及病人資料、跨境使用或設備認證的項目，尤其需要使用者提前參與。
現有的100億元「產學研1+計劃」，以配對方式支持大學成果轉化，原定目標是不少於100支團隊，每項資助1000萬元至1億元。現行制度已有技術及商業評審，督導委員會亦包括產、學、研人士。政策下一步可在此基礎上，加強使用者參與、試用場景及後續採購的銜接，減少團隊完成原型後仍找不到首批客戶的困難。
其次，產業參與宜向科研前端延伸，但要保留獨立判斷。企業最清楚成本、供應鏈和客戶需求，也會有自身商業利益。若讓潛在承包商參與方向建議，便應配合利益申報、迴避安排與獨立評審，避免公共資源過度集中於少數公司的技術路線。同時，基礎研究仍須保留探索空間，不能要求每個課題在短期內證明商業回報。
香港已有可供深化的支援。企業支援計劃截至2024年2月底獲評審支持的項目，涉及基金約6.47億元及企業約7.08億元。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在2024/25財政年度支持145間科技初創企業，撥款承擔額約9420萬元；另據《香港年報2024》，截至2024年底，累計已有539間初創獲批資助，相關企業研發得出逾2300項知識產權。這些計劃已有一定規模，往後評估應更關心產品是否持續獲採用，以及企業能否在資助結束後繼續發展。
第三，應加強獨立技術評估與成果轉移的專業支援。MITRE的安排提示我們，科研合作需要有人把企業需求轉成可研究的問題，也需要有人評估不同方案。香港可善用現有研發中心與大學技術轉移部門，為團隊提供測試、工程、授權及商業談判支援，減少研究人員逐一摸索的成本。
本港已有具體轉化成果。中大2024/25年度知識產權收入約1.27億元，批出授權80宗；理大同期專利申請增長37%至554項，授權總數增長24%至249項；科大及其InnoHK中心持有的專利中，約31%已獲應用。這些指標口徑不同，不宜直接比較，卻說明香港有值得累積的實踐經驗。「產學研1+」亦已訂明，團隊或發明人應享有項目期間所產生知識產權不少於70%的相關收益，往後可著重提高授權安排的清晰度和處理效率。
最後，科研人才的流動需要更多具體渠道。既然本港約三分之二全職等效研發人員集中於高等教育機構，可進一步透過聯合研究、產業博士及企業實習，讓研究人員接觸產品開發、認證和生產要求，同時讓企業工程人員參與大學研究。人才對接應以共同解決問題為目標，並為學術及產業兩種發展路徑保留空間。
香港與美國國防科研的需求、資源和採購制度差異甚大，借鑑必須有所選擇。子午線計劃尚待交出成果，香港可以先研究其組織前瞻判斷的方法，進一步把需求提出、技術評估、測試應用和人才培養接起來。每個環節有人負責、有條件落實，增加的科研投入才更有機會轉化為長遠產業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