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撰寫本文的那一刻，新聞報道希臘紓困公投結果──在超過六成的投票率情況下，超過61%的選民投下反對票，反對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會開出的紓困緊縮財政措施，遠遠超過不足40%的支持票。也就是說，大部分希臘國民拒絕為還清債務而要過上緊衣縮食的生活，而過去所欠債務的主要用途，就是支付希臘國民各種社會福利。
好了，這與通識教育科有什麼關係呢？總不見得通識科全球化單元會要求學生探究這麼高深的國際政治經濟議題吧？
應該不會，但是，我在這裡要講的，是比這更深層次的政治哲學問題──源自西方的民選政治體制，是否已經陷入前所未有的癱瘓？這套體制還是否具備可持續性？難以持續下去，那麼出路在哪？
在香港政改方案被否決的當下，談及民選政治體制出路存疑，明顯是不合時宜的。但是，如果我們真心希望透過通識教育能擴闊視野和思路的話，就不妨跳出香港這個小天地，多看看世界潮流變化的起承轉合和各種制度現象的成住壞空。當「非西方世界」用發動顏色革命的激烈方式來追求（他們心目中的）西方式民選政治體制之時，偏偏「西方世界」自身的民選政治體制卻面臨種種可持續性問題。希臘寧可欠帳不還，也死活不願「過幾年緊日子」。其實早在2010年，冰島也進行了公投，作出與今天希臘一模一樣的賴帳不還的政治決定，只不過冰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遠小於希臘，所以我們沒有留意到而已。
如果再放大範圍來看，作為西方世界老大哥的美國，何嘗不是如此！早在2011年，美國已經開始面臨「財政懸崖危機」（儘管這個術語是2012年才由當時的聯儲局主席伯南克提出），也就是自動削減財政赤字機制啟動造成的政府財政開支的被迫突然下降，而同時稅收又突然大幅上升所造成的經濟危機。雖然在2012年底，美國國會兩大政黨算是為解決危機而暫時達成了妥協，但是危機的根源──龐大的聯邦赤字是絲毫沒有得到解決。故此，這在本質上與希臘危機是一樣的：在民選政治體制之下，政客為了討好選民以贏得選票，左派的政客開出更多福利，右派的政客開出更少的稅負。前者開流，後者節源。看清楚，不是開源節流，而是開流節源！開支愈來愈大，但同時收入愈來愈少。長此以往，哪個國家都受不了。節衣縮食過緊日子，本來是欠債之下過活的應有之義，但同樣在民選政治體制之下，哪個政客敢向選民提出這樣的政綱？美國財大氣粗，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交易貨幣和結算貨幣，強大的貨幣優勢和國力支撐還足以讓它繼續玩忽這種財政懸崖邊緣政策。但其他國家，別說發展中國家，就連僅次於美國的歐盟已發展國家，一樣支撐不了這借錢燒錢買選票的政治經濟遊戲。
筆者認為，其實真正的危機，並不在於難以走出這個民選體制債務化的惡性循環，而在於缺乏政治哲學的反省意識和理論儲備。缺乏反思意識在於，非西方世界把來自西方、宣稱普世的政治理念及其實踐體制奉若圭臬，彷彿一切都是不證自明的，結果不盡在本國實踐過程當中，未見其利，卻弊端百出。這倒也罷了，可怕的地方更在於完全沒有更多的政治哲學的理論儲備，以至於難以找到另一種體制的出路。
早在17世紀的西方，整個綿延千年的封建政治及社會體制已經走到了盡頭，社會發展需要更新這一套體制，但怎麼更新法呢？往哪個方向更新呢？起源於蘇格蘭、濫觴於法國的一眾啟蒙思想家、哲學家，為突破封建社會體制的桎梏不停地進行理論探索，天賦人權理論對君權神授理論的挑戰，共和體制對君主體制的替代，人文主義對唯宗教論的質疑等等，這些思想的開拓、理論的探究，不僅僅為後來的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乃至整個西方擺脫封建體制直接提供了思想上的刺激和動力，更重要的是，為擺脫已經走入死胡同的舊體制提供了新的制度選擇，至少是在理論上論證和縷析了舊體制之外的其他制度選擇！這就是我所說的理論儲備的意義。
回到今天，我們只見到現有體制似乎難以持續有效運轉下去，但卻沒有如啟蒙時代那種分量的思想家、哲學家投入足以為我們開啟別樣體制選擇的理論探索，有的只是斷章取意、嘩眾取寵的各類新舊媒體的誇張報道與評論，有的只是心靈雞湯式、貌似箴言式的所謂「喪吠」（soundbite）、「笨豬來」（punchline），這些又何以為人類走出體制困局帶領指引！
(2015年7月7日 大公報 B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