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飛 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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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和Big Brother

   

美國自從斯諾登爆出竊聽行為之後,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勢。不止中國被美國廣泛竊聽或者截取通訊訊號和網絡數據,現在連歐盟各國甚至教皇也據稱是美國情報部門的竊聽範圍之內。據說美國情報部門希望藉此而達到無遠弗屆、無所不知的程度,如上帝般「全知全能」。

據「大數據」(Big Data)這個概念的提出者之一Viktor Mayer-Schonberger的說法,大數據是指目前世界每天產生巨量的數據,而數據處理科技已經可以達到全量搜集而非抽樣搜集的程度。對數據的分析也可以即時進行,不必追求數據之間的因果關係,單憑確定數據之間的統計相關關係,已經可以為商業、軍事、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決策提供非常有效的依據。

全量搜集各種數據好了,請問上述兩者之間,可以存在什麼關聯?

根據「大數據」概念,雖說可以全量搜集各種不同的數據,尤其是放上網絡的數據,但這裡的「全量數據」是有一個隱含的前提: 「全量公開或者能合法獲取的數據」!換言之,大數據所能進行的即時分析,其實局限於能被公開、能合法獲取的數據範圍之內。機密而受法律保護的數據,如果沒有更高端的技術手段加上違法的膽量,其實是不能獲取的,整個數據分析就不能真的達到「大數據」所倡議的全量涵蓋的要求。說到這裡,兩者關聯已經呼之欲出。美國情報部門的全方位竊聽,不正正就是以高端技術,再加上罔顧國際公法和國內私隱保護法的膽量,對國內外各色人等進行的「大數據」式的全量數據搜集嗎?

竊聽目的為反恐

筆者並不是暗示提出「大數據」的人與美國情報部門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筆者的重點在於,真正有機會能夠做到「大數據」概念所宣稱的「全知全能」境界的,其實恐怕只有美國的情報單位而已。其他無論是商業機構、衛生部門、科研單位,它們的「大數據」只能做到「公開和合法獲取的全量數據」而已。這個概念的提出,不止能夠促使大眾改變數據搜集和分析的思維習慣,更能提醒大眾,真正全量意義的「大數據」,必然意味着「老大哥」(Big Brother,政治寓言小說《1984》內的極權領袖,以無處不在地監視人民而著稱)的存在。

當然,有不少人覺得,美國這樣的竊聽大數據,目的是為了反恐,理有所缺,但情有可原。可是,如果細數從頭,看看美國竊聽的歷史,你就會發現,竊聽之始,總是有其合理的理由。從一九二○年代陸軍部長史汀生Stimson說了一句讓竊聽部門哭笑不得的名言( 「紳士不應偷看別人的信件」),到聯邦調查局胡佛局長全方位搜集政商名人的私人檔案資料,再到九一一反恐之後的今天,隨着竊聽機構的發展,竊聽技術的進步,竊聽預算的增撥,竊聽人員的膨脹,竊聽這位「老大哥」就會變成自有永有的龐然大物。竊聽為了什麼?不為了什麼,就是為了「竊聽」本身。

「大數據」Big Data與「老大哥」BigBrother,這對技術創新與政治陰謀的共生物,其對全球社會乃至人類歷史的發展,究竟會帶來什麼樣的深遠影響,實在是一個非常有探究價值也非常有趣的議題,可惜,現在通識教育科課程,無論從人文社會範疇,還是從科技範疇,似乎都沒有什麼教學主題是與之相關。該科在拓闊學生視野和緊扣當前熱門議題方面,還有許多可以改善的空間。

 
 

(2013年11月12日 大公報 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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