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飛 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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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理想的微觀落差

先看下面教學示例:議題一:一七八九年,法國爆發大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的專制統治,頒布了《人權宣言》,確立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但是,法國大革命也是人類歷史最血腥的革命之一,絕大多數貴族家庭和質疑革命者都被砍頭。

教學活動:讓一班小學同學討論,如何評論之。

議題二:一九六○年代,美國社會運動興起,反對越戰是其中一個重要議題。許多的自由知識分子秉承言論、新聞自由原則,大量報道和評論美國在越戰中的殘酷行為。但在二○○○年後,隨着官方檔案陸續解密,不少歷史學者檢視當年社會輿論與美國官方在越戰問題上的糾纏,發現美軍從未在戰場上吃過敗仗,越戰之敗,是敗在傳媒和評論界對戰爭過度渲染,導致社會大眾厭戰而使政府無法堅持到底。

教學活動:讓一班初中同學嘗試評論,言論自由的得與失。

「德國科」嚇窒師生

讀者有否覺得,這些教學議題對小學和初中同學來說難度太大?內容過深?如果有此感覺,那麼你就會明白,剛推出諮詢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一個詭異的簡稱:「德國科」),恰恰就面臨同等問題:六四事件內情、零八憲章是非等國情議題,與法國革命功過、美國反戰得失一樣,作為教學材料,對於要必修「德國科」的小學、初中同學來說,並不是敏感與否的問題,而是層次過高,要求過高的問題。

一提到國情教育,社會上就會有人像條件反射式地不斷追問:會否教敏感議題?會否作價值灌輸?卻很少有人留意,對於六歲到十二、三歲的少年人,用如此高深的議題作教材,無視青少年學童學習發展規律,等同揠苗助長。

「德國科」是一門價值教育科,教學法說到底不外乎兩種:啟發式和灌輸式。社會大眾有一印象,前者着重啟發學生自己思考、反省、和評論不同的觀點,符合自由的原則;後者強調老師單向灌輸某種價值觀,學生被動接受,有違自由的原則。因此前者優而後者劣。

啟發式,可謂說易行難;灌輸式,最終便宜處置。

啟發式,如上所列,動輒拿出高深議題(不管它是否敏感),有多少學生吃得消?另外,老師吃得消嗎?

灌輸式教學便宜處置

如果教育的目標,是為培養學生能獨立思考而不盲從偏聽,能反思質疑而非被動接收的話,那麼老師不但要教導學生對官方的論調保持警惕,予以批評,而且應該對包括反對派在內的一切觀點同樣警惕和批評。反對的觀點並不因其位處反對者而能在道德審視和邏輯檢驗中獲得更多的豁免和當然的優越。如此一來,任教者除了有備課、講解等一般教學技巧外,還要有很高的人文學科素養,最重要的是,老師自己能自覺對各方論調說詞保持不入其彀中的警惕,如傑弗遜所言:Thepriceoffreedomiseternallyvigilance。在目前工作量、課節、師生比例不減的情況下,這份「對自由的警惕」足以把老師累死!

最後,這種啟發式教學被逼讓路給灌輸式———不是刻意如此,課程綱要、評估指引、示範教學,都沒有明示暗示要進行某種官方價值的灌輸,而是啟發式對師生的壓力太大,老師唯有「臨場執生」,或靠個人對該議題的認知,或順手拿來當下傳媒的報道和評論,此之謂「便宜處置」是也。社會與其不斷用敏感議題來作麥卡錫式的拷問,不如觀之於微,切實關注學與教的運作之難。

 

 

(2011年5月12日 星島日報 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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