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情況很少人留意，通識科教學很容易陷入極為粗糙而不精準的狀況，這完全是有違通識科培養批評性思維的原意。且聽我舉例闡述：坊間不少課本、教材，在講授香港法治主題時，都借用Amina 襲警案作時事例子。問題是，不少教材有如下的邏輯思路：∵ Amina 又一次襲警，又∵她的家族有法官、律師背景，∴初審法官輕判她，是顧及她的背景。
∴香港法治水平下降了。
上述教學思路有極大問題！看看第三步：初審法官的確是輕判了她，但斷言初審法官輕判她的是出於顧及她家族背景，則是一個完全沒有證據的武斷。如果我們用這樣一種武斷來向學生講授香港法治，那麼不但無助學生準確理解法治的內涵，而且變相教導學生用陰謀論代替理性分析，教導學生用武斷代替客觀，這對教育下一代有極大的危害！
面對初審法官輕判有背景、但又有前科的Amina，作為市民我們有權質疑法官的判決是否公正，有權懷疑法官是否另有顧慮。但我要強調的是， 「質疑」、「懷疑」不等於「確證」！坊間不少教材則直接把「質疑」變成確證，因此魯莽地據此得出香港法治水平下降的結論。
通識科教授法治議題，當務之急是應該運用比較簡單而較少爭議的事例，幫助同學理解認識法治概念，而非一開始就運用爭議較大、事情未明的事件，最後輕率地得出法治受損這個結論。
如果非要用Amina 事件作教材，我就會抽出此事件中方便同學理解法治概念的元素：
第一，湯家驊大狀對此案有非常具參考價值的評論。他並沒有就家族問題作任何斷言，而是將Amina 襲警案的判決與其他類似襲警案判決比較，得出案情相近但判決輕重不一的結論。湯大狀的評論實質上示範了法治的一大重要原則：
遵循先例Stare Decisi。奈何沒有多少教材提到這點。
第二，律政司對初審判決不滿意，因此上訴，結果上訴法官加重了判刑。上訴機制，無論原告被告、市民官府，都可以提出上訴，這也是法治的一大重要原則。
通識科應該教授實在的知識概念、理性的分析推論，學生才能學有所長。用粗糙而武斷的思維去薰染學生，繼而有意無意間借助通識科和炒作議題，潛移默化地向學生灌輸負面意識，難道這就是通識教育？
(2011年1月28日 大公報 A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