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還是講「一帶一路」的教學，重點是不要糾纏在歷史懷舊意識之中。什麼叫做歷史懷舊意識呢？本無此說，這裏是借用戰略學的一個名詞：戰略懷舊意識Strategic Nostalgia，本意指那些為國家研究發展戰略的專家智囊，過度沉湎在對過往歷史的類比之中，以至於所提出的發展戰略或者軍事戰略，僅僅是對過去歷史經驗的重複，頂多加上若干小修小補而已（見於西方戰略研究學的經典作品《The Making of Strategy：Rules, States and War》序言）。如龔自珍詩有云：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舊時丹。然而，這種歷史的類比與懷舊很多時候是無視歷史與當下之間的巨大差異，尤其是從技術到制度，從宗教到民族等各種要素之間的巨大差異。
「一帶一路」的教學恰恰面臨這樣一種狀況，因為「一帶」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 「一路」是指海上絲綢之路，既然連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這些歷史名詞都直接用上了，那麼因名而思古就變成自然而然的思維方向了。筆者不知有多少次聽過有關的講座，不知有多少次讀過有關的介紹文章，當中總是花很大的篇幅去用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來類比今天的「一帶一路」。強調歷史古今的延續是好的，可以讓人們發思古之幽情，從而在對歷史的緬懷與審美當中獲得更大的精神動力，激發更大的學習和投身其中的工作熱情。不過，感性的鼓舞和激勵不能取代理性的認識和分析。筆者雖然並不同意內地經濟學家王福重教授所說的「歷史上中國沒有絲綢之路，絕大多數是不通的」這種極端觀點（有興趣的同工和同學不妨查閱任何一本交通史的課本或者參考書），但是，筆者更加不認同胡亂用歷史來比擬今天。今天的「一帶一路」，除了涉及範圍比古代更為廣闊之外，至少還有三個方面是古今截然不同的：
首先是沿線國家的民族與宗教方面。
無論是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沿線途經的民族、國界乃至宗教，與宋明以來的海上絲綢之路，以及漢唐的陸上絲綢之路相比，完全是判若雲泥，幾乎全然不同！漢唐西域以外的民族，比方說月氏人、吐火羅人等，今天已經是只存在於考古廢墟和文獻之中了，早就在不知多少次的戰爭和民族融合當中消失得無影無蹤。就算當今仍在的波斯人，也就是伊朗人，宗教也與唐朝之前的波斯人完全不同——公元七世紀之後，整個中東開始陸續開啟了伊斯蘭化的進程。另外，宋朝海上貿易開始崛起，並且稅收佔南宋政府財政收入非常大的比例。但是，宋、元、明時代的海上絲綢之路途經的國家，與今天的東南亞、南亞國家可謂是大相逕庭。今天的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巴基斯坦等國家甚至國號，在古代根本不存在，這些都是明朝末年開始的西方殖民開拓之後才出現的國號、國界乃至國家。因此，隨便用歷史來比擬今天，可以說是牛頭不對馬嘴。
其次是沿線國家的政治社會體制方面。這方面就更為明顯了，今天絕大部分國家已經取消了帝制，至少在保留君主制之下也實現了現代的民主國家體制，哪怕體制運作不一定很順暢。但在古代尤其亞洲地區，這些現代體制的雛形幾乎並不存在，君主制、部落制和政教合一（沒有任何現代國家體制的外殼）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古代中國朝廷與這些沿線國家、部落和教派打交道的方式，與今天中國政府與沿線國家及其內部政治派系打交道的方式，可以說完全不同，古今的政治倫理價值也是截然不同。說得白點，古代交往的歷史經驗對今天的交往沒有多少參考價值。
最後是中國與沿線國家對貿易交往的態度方面。今天中國是由官方積極主動推出「一帶一路」規劃，是官方推動、鼓勵民間積極參與的政策項目，無論是中國還是沿線國家，官方態度的主動性是古代無法比擬的。古代無論陸上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朝廷在絕大多數時候都是比較被動的角色，要麼聽之任之，最多採取若干關稅和進出口人員管理（例如唐宋的市舶司和蕃坊制度），要麼乾脆就是採取海禁和重農抑商政策。古今中國的治國理念至少在對待外經貿方面是差天共地的，所以不必過多糾纏在歷史比擬與懷舊之中。如一幅佛教對聯所言：並非傳統即真理，不可隨流就俗情。
(2016年4月26日 大公報 B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