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行動終於清場，後佔中的檢討及重建工作擺上日程。各方各界陸續建言，不乏真知灼見。筆者留意到一點意見，似乎沒有人提出來過──政府應該編撰並公佈一份關於佔領事件經過，以及各部門處理應對的總結性報告。既上呈中央以作彙報，亦呈交立法會及公眾以作事件交代。
可能有意見認為，一份報告有何作用？既非重建的措施匯總，更可能惹起更多社會爭論，不利往後的政制改革方案的諮詢及立法會審議等工作，何況公佈之後有誰會閱讀，徒然多一份官樣文章而已。
佔領行動歷時75天，全球報導，中外譁然。這麼一件其影響絕對不下於九七主權回歸的大事，一定會載入香港乃至中國的史冊。如果沒有官修史錄，那麼紀錄和詮釋這件史實的，就只有民間野史了。新聞是歷史的初稿，目前香港這樣的媒體與網絡環境，作為歷史素材重要來源之一的新聞報導，研究者必須具備超乎一切政治成見的獨立專業精神和研究能力。雖然香港學術界依然擁有許多非常專業的研究人員，但這份挑戰也不是一件容易應對的工作，何況香港是全中國唯一編修地方志的地區(現在有識之士正急起直追)。
另外，就算學者研究人員如何專業，也很難全面地觸及政府各個部門處理應對該事件的決策過程和執行細節，或因研究興趣集中於一隅，而挂掛萬漏一；或因官方文件尚未公開，以致缺乏一手證據。清朝張廷玉在編撰《明史》之後總結道：「稗官野錄，大都荒誕無稽；家傳碑銘，亦複復浮誇失實。欲以信今而傳後，允資博考而旁參。」大意指如果完全依靠個別官員或者民間人士的片斷紀錄，這樣的史書就會顯得不足取信。為了取信於今日的人，並傳之於後世，編撰歷史就要廣泛地考證，以及相互參照。能夠掌握相對來說最多資料的機構，莫過於官方。雖說官史不一定就是完全足以取信，雖說官史不一定就完全準確無誤，但若聽憑民間道聽途說，以訛傳訛，則更加不足取信，更加不會準確。一言蔽之，就算檢討編撰之後無人閱讀，這也是一份必要的歷史文件，也是特區政府必須向歷史有所交待的一份責任。
編撰總結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細緻檢討的過程。對於佔領行動所反映出來的青年、教育、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等等問題，雖然各界人士的確給予了非常多的分析和建議，箇中也有不少深具洞察力的真知灼見，但這些都畢竟是基於個人片斷式的印象，別說沒有全面深入的了解，甚至連民調數據也沒來得及做，就匆匆指出所謂的民意傾向了。當把佔領行動歸因於深層次經濟及向上流動機會不足之時，有考慮過香港就業率和青年就業率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不算低嗎？何以國外沒有爆發這種佔領行動，而香港大爆發？當把佔領行動歸因於教育缺失之時，真的了解當今教育的實況嗎？真的只要把中國歷史科變成必修，把通識教育科變成選修，如此一存一廢就能解決之？參與佔領行動的有大量專上學生，坊間傳聞其實以副學位課程的學生為主，這是真實，還是想當然？如果真的，那麼下一步是不是要檢討一下，為何副學位尤其副學士的同學會累積這麼大的不滿情緒？繼而才能對症下藥地加以改善？如果這只是坊間誤傳的錯覺，那麼改善措施就容易因對錯症而下錯藥！不但治理不好，可能更進一步埋下其他危機。
明朝劉基的名著《郁離子》曰：「治天下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為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也就是說，治理跟醫生醫治道理一樣，診斷疾病等同檢討施政得失和社會問題，然後對症下藥等同開出解決問題的政策方案。醫生診斷，尚且不能憑空臆斷，何妨治理這麼重要的一個國際都會級的特別行政區。一句話，只有通過督導各個部門細緻檢討整個佔領事件中的一切細枝微節，才能既博且深，可徵信、明得失、定善策。
最後，一定要克服怕引起爭論這種畏疾忌醫、掩耳盜鈴的逃避心態。社會爭議，只能在參與爭論中釐清觀點，不能在迴避爭論中失去話語。別說最後公佈這麼一份事件報告之後會發生爭論，就算在編撰的過程之中，也會引起一波接一波的爭論。與其被動地聽憑各種不同政見的媒體、政黨、團體各說各的，從而在營構社會第一印象中佔盡先手之利，不如主動引領檢討總結，在爭論中爭取主動。正如2011年英倫大騷亂(2011England Riot)之後，英國當局委託內政部及警方和委任獨立調查委員會，分別對整個騷亂事件進行全面調查。內政部和警方集中在調查總結騷亂的違法行為和損害，而獨立委員會則集中在檢討騷亂背後深層的社經及政策原因，並提出解決建議。特區公共行政體系師承英國，一國兩制之下，回歸之後，並無大改。這種官方委任的獨立調查機制，如能駕馭得法，則即可避免黨爭捲入，保持客觀和主導，又能全面檢討改善，以提升管治水平。「佔後」重建，豈能厥哉！
(教聯報第6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