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並不總是暴露在陽光之下的，在學校歷史科那近乎蓋棺論定式的課文敘述之外，以及在通識科課堂對新聞報道作煞有介事地探究之外，似乎總是存在着其他不為大眾所知的推動歷史變遷、影響社會變化的真正動力。從塵封日久而尚未解密的檔案，到小說《達文西密碼》所提及的「共濟會陰謀」，對於這些我們尚未得知，甚至連是否真正存在也說不清的力量，我們唯有將之命名為「陰謀論」。人們對「陰謀論」這個詞既充滿敬畏恐懼，也充滿獵奇心理。
無法判斷真偽
先前鬧極一時的斯諾登泄密事件，明顯屬於這種無法判斷真偽的「陰謀論」事件。根據我們的「常識」，也就是通識科經常提到的所謂Common Sense，美國不僅僅是一個超級大國，更是一個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國家。因此，似乎很難將斯諾登所提到的美國情報單位對國內外進行「無死角」式的全方位監聽，與美國這種民主自由法治印象聯想在一起。
到底是我們的「常識」出了問題，還是斯諾登言過其實？還是更有甚者，我們內心深處對於美國的民主自由法治形象和無死角監聽這兩者之間的矛盾犯駁已經覺得毫無問題，已經覺得理所當然？人們對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的人和事，未必一定覺得有問題，未必一定覺得不自然，尤其是當人們對這個隱含矛盾的人或者事早就充滿仰慕、崇敬等心理「正能量」的時候。當揭穿這個被仰慕者的矛盾和虛偽之時，人們不一定會恍然大悟，不一定覺得先前受騙上當了，甚至會拒絕接受揭穿者泄密者，或者為仰慕者的矛盾作自圓其說的辯解。
記得大約在十年前，我所服務的學校花大價錢聘請專業的電視設備製作公司來裝備打造電視室、錄音室等，當時我是負責這個工程的人。
有一天我在工程現場與一位工程人員閒聊，他一邊裝嵌着電線，一邊語氣平淡地對我說： 「八幾年的時候，我在大東電報局工作，當時負責監聽電話線路。」我沒有什麼反應，可能他的話有些突兀，我也不知道該有什麼反應。然而他繼續再說： 「那時的電話線路還不是數碼化的，需要接線生接駁，而我們負責監聽市民的電話。許多電話內容非常好笑，夫妻吵架的，情婦威脅的，追數公司恐嚇的，什麼亂七八糟都有。」
這段對話並沒有持續下去，畢竟我是負責裝設校園電視台，不是負責裝設其他。無從判斷他所說的是真是假，正如我們也無從判斷斯諾登所言的是真是假。但自從十九世紀英國人創設電報局，壟斷了全球電報業務之後，這種監聽在今天已經絕對不是什麼歷史懸案了。
斯諾登事件能夠給我們的啟示是，對一切新聞時事，都不妨抱持開放的心胸（open-minded） ， 沒有什麼是確定不疑，在當下有限的資料之下，所有的事實分析和由之而起的價值判斷，只能姑且信之，姑妄言之，直到有新的材料公布，或者說，直到發現黑天鵝之前，我們不妨相信天鵝總是白的。
(2014年5月27日 大公報 B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