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題目是不是很誘惑？仿佛在暗示教育部、北師大等國家重要教育機構部門之間如英國政治諷刺小說、美國政治電視劇「紙牌屋(House of Cards)」那樣波譎雲詭。
其實，我想說的是，三者固然無關，但對於我個人來說，三者又有點關聯。何出此言呢？事緣復活節假期中，我參與教聯會訪京團，其中一些讓我印象深刻的參觀交流單位就包括國家教育部和北京師範大學。至於「紙牌屋」，純粹是我在羈旅餘暇之際，用電腦追看這齣據說連中南海和克里姆林宮都在熱話的美國政治電視劇。開機一看，「紙牌屋」的第一季又偏偏以美國教育改革所引起的國會山與白宮的政治權謀為開場篇！三者同是教育，雖然彼此關聯純屬穿鑿附會，但是對我這個教育工作者來說，內心仍不失有一種冥冥牽連的悸動。
到京的第一個晚上，沒什麼活動，迫不及待地留在酒店看「紙牌屋」。第一集提及，新的美國總統在當選之後，衡量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到底應該往哪燒。根據劇集男主角(執政黨眾議院黨鞭)的建議，應該拿教育來燒，為什麼呢？理由居然是教育議題最少政治阻力，不像經濟議題，光是該增稅還是減政府支出就已經在不同政黨利益團體之間拼個你死我活。同時，教育議題最容易討得家長選民們的歡心。一句話，之所以打教育議題的主意，不是教育本身出了什麼問題，也不是根據教育專業判斷下的結論，而純粹是因為教育議題政治風險最低、政治利益易得！有趣之極，在選票主導之下，一件事之所以能成為政壇關注的事，首先是它跟選票有多大的關係，而不是它本身的價值與意義。
第二天，隨團前往國家教育部。教育部我不是沒去過，但先前只是匆匆一瞥，這一次是正經八百兒地交流會談。部裡幾位官員系統地介紹了當前內地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的一些措施、趨勢和面臨問題。從縱向教育階段來說，涉及大學教育及研究、中小學普及教育、職業教育等；從橫向教育內容來說，涉及如何減負增效(減輕學習負擔、增強教育效果)、課程改革、評核改革等。一次交流，我等於上了一堂關於中國教育改革現狀的課。一句話，專業！在不是選票主導之下，一件事反倒可以就事論事，從專業談專業。
第三天，隨團前往北京師範大學，北師大的課程與教學研究院關於「教研」(教學研究)的實踐和理論探索，最為吸引我注意。所謂「教研」，就是有教育部門直接成立教研室，集中轄區內最優秀的老師，對各門學科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進行系統的研究和整理，然後指導前線中小學老師的課堂實際教學操作，以確保教學質量。這對於香港來說完全是陌生的事物。課堂教學從來只是老師的個人天地，老師之間的教學交流、集體備課，在香港教改之下，也只是試推了那麼幾年而已，而且基本上是校本處理，談不上有什麼統一規範。一句話，內地的教研像大工廠，由教研室的教研員統一設計、指導生產；香港的教學像手工作坊，每個老師都是單幹的匠師。
是選票主導好，還是專業主導好？柏拉圖認為，公共政策就跟作麵包一樣，因而最好的決策方式就是把一切事情交給一群專家或專業人員。簡言之，「麵包要交給做麵包的人」。但亞里斯多德卻指出，雖然麵包師最瞭解烤麵包的方法，但對麵包的味道怎樣，吃的人是最好的裁判。大眾透過選票決定，還是專業根據專業決定，這是永恆的政治哲學議題，教育和教改也不例外。
是集體教研好，還是個人單幹好？單幹可以有個人風格，集體教研可能出現形式主義，教研員設計得再好，執行人員可能只是照本宣科，不求甚解。不過，不妨借用十九世紀德國軍事家毛奇將軍(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本身也是一個教育家，開啟了不少在當時來說極具創新性的教學法)的說法：像拿破侖那樣的名將百年難遇，與其把國家和平的命運寄託在百年難遇，不如培養一批稱職的軍事專業人員，讓他們組成總參謀部，指導整個國家的軍隊和軍事運作。不妨把他的話略作修改：像孔子那樣的名師百年難遇，與其把國家教育的命運寄託在百年難遇，不如培養一批稱職的教育研究專業人員，讓他們組成教研室，指導整個國家的教學和課堂運作。
還是前文那句話，雖似穿鑿附會，仍是遊情偶寄。
(教聯報第5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