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談到，不少影評對電影《大明劫》都提到治國與治病的關係，彷彿明朝因治不了瘟疫所以才亡國，更有不少借古諷今的論調。於是乎， 瘟疫的防治與管治的興廢，兩者似乎成了正比例關係——瘟疫得治，則管治維持；瘟疫失治，則管治崩潰。好，不妨用通識教育科的批判性思考評論一下這個說法。
不錯，不少歷史文獻記載，明朝末年的大瘟疫的確耗盡了國家和社會的人力物力。明史記載，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就在闖王李自成軍隊逼近北京城時，城內流行瘟疫，染病的明軍「鳩形鵠面，充數而已」。從華北的直隸（河北省）、山西、山東、河南，到華東各省，不同病因的瘟疫大面積蔓延，各地軍民傷亡不計其數。更離奇的是，滿清大軍一入中原，各地瘟疫就相繼消失。這難免讓人誤以為明朝亡於瘟疫不治。
但是，這種說法經不起比較分析。
考驗政府的管治能力
一，明朝末年治不了瘟疫，固然亡國。但清朝末年治理了瘟疫，卻照樣亡國。1910年，東北哈爾濱爆發大瘟疫，當地中外居民傷亡慘重。早已風雨飄搖、瀕臨滅亡的清朝政府這個時候發揮了知人善任的作用：委任劍橋大學醫學博士、馬來亞華僑伍連德醫生全權負責治理這場瘟疫。伍醫生運用其精湛的醫術和專業的疫情控制，不僅很快就診斷出瘟疫屬於肺鼠疫，而且僅用三個月時間就完全控制住了疫情。1911年爆發辛亥革命，清朝滅亡。瘟疫得治，則管治維持，這個說法肯定站不住腳。具體情節，不妨參考中央電視台紀錄片《探索與發現：伍連德與東北大瘟疫》。補充一下，伍醫生可以說是中國走向現代公共衛生防疫的先驅。在1913年和1919年，他受北洋政府委託，再次成功地在東北治理鼠疫和霍亂疫症。留意，這回輪到在歷史課本上臭名昭著的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在內政外交都頗多劣跡，但在建立現代化公共衛生防疫體系方面，卻下過大力氣。歷史的功過得失，並不是那麼簡單二分。
二，瘟疫得治未必能夠維持管治，那瘟疫失治，是不是就必然管治崩潰呢？根據不同的歷史研究所得，在明朝276年中，各地爆發瘟疫約在60至170多次不等。在傳染病學發展有限和抗生素發明之前，絕大多數的瘟疫其實都得不到有效的救治，最後要麼是不了了之、自然消亡，要麼是當局用軍事手段封鎖疫區，聽憑疫區內的軍民死傷殆盡，這不能說是成功治理瘟疫吧。
再看看清朝，據《清史稿．災異志》所載，總共爆發瘟疫達300次以上，遠遠超過了明朝。清朝的醫療水平也不見得比明朝有了質的飛躍，但清朝也沒有因此而滅亡。直接從醫療上治理瘟疫，這無疑是超越了古代社會的能力。但從瘟疫之後的善後工作上，包括清理病亡者屍體，在受災地區發放賑濟糧食、藥物等，則能考驗一個朝代政府的管治能力，古代稱此為「荒政」。
明清兩個朝代的救荒行政其實都是做得相當到位的，尤其是在古代通訊和交通技術限制的前提下。管治能力的衰落，原因總是多方面的，很難將之歸納到單一因素之下。誠如法國漢學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在其名著《十八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一書的結論所言，未必是瘟疫壓倒了官僚的管治能力，恰恰是官僚制度本身走向了衰落（例如貪污蔓延和荒廢政務等），然後反映在瘟疫救治善後的荒政上的遲鈍和疏忽。簡單來說，首先是官僚管治的衰落，然後才出現瘟疫失治，而不是相反。
通識教育科的公共衛生單元比較多關注當下的議題，這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一些，歷史上公共衛生的議題可是比想像中有趣多了。
(2014年2月18日 大公報 B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