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把去年「反國教」事件看成是一次社會運動的話，那麼現時仍在進行的「香港電視發牌」事件，也可以說是一場社會運動。這是最為直觀的觀察和判斷，不少政論人士都持這種觀點。
然而，如果我們細心深入比較的話，兩次表面看起來可以歸為一類的社運，其實內裡組織邏輯是大相逕庭的。前者，組織社運的所謂家長團體、學生團體，乃至據稱是其背後遙控的政黨，可以很大程度地控制整個運動的流程，包括啟動政總靜坐，設定議程和口號，網上動員，運作傳媒以推波助瀾等運動的各個組成部分。
反觀後者，雖然最初在網上動員到政總進行示威的是大學生組織，但是到運動實際進行之時，參與運動的最切身相關的持分者─香港電視員工和一批演藝界人士，卻似乎刻意與各色政治性團體保持距離，甚至明言要求切割彼此關係，連最初在臉書上動員市民到政總示威的大學生團體，也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對該運動的控制權，甚至連話語權也保不住，網上充滿了支持港視者對他們的冷嘲熱諷和調侃揶揄。
社運組織發生變化
兩次社會運動，相隔時間只是一年。但兩次社會運動的組織運作，卻已經發生了微妙而深刻的變化。
社運，即社會運動的簡稱。社運不是一個新名詞，早在十九世紀初，社運這個名詞已經隨着英國工業革命和拿破侖戰爭結束而出現。針對一個政策和公共事務議題，覺得受到利益損害或者不公正對待的弱勢社群，例如勞工階層、婦女、少數民族等，最初是自發地走上街頭遊行示威，為求能持續地關注該議題，繼而組成工會等壓力團體，最終組成政黨，協助選舉投票等政治操作，把自己關心的議題帶到政府層面，務求能用政府的公權力解決之。這是一個有自發舉動到自覺運作的組織化過程。稍有社會學和政治學常識的人，都了解這個社會運動組織化的歷史進程。
九七回歸之後的香港社運現象，或多或少也是遵循這種組織化邏輯來進行。工會等壓力團體在香港存在了很久，工會所組織的社會運動在香港回歸前也是屢見不鮮。但九七回歸引入各級選舉，則直接促成了政黨的發展。以往各類遊行示威、公共議題運作，幾乎全由政黨主導。雖然政黨用社運方式來炒作各類議題，會令施政者頗感頭痛，但畢竟這種社運是高度組織化的，施政者和反對派之間的博弈也是對手明確，易於討價還價的。彼此達成妥協方案或者共識之後，政黨也容易約束自己的支持者，社運能放能收。
難以識別談判代表
然而從去年的反國教事件來看，政黨（除了被懷疑是幕後操縱的那個政黨之外）對社運的主導，幾乎完全轉移到非以參選為目的壓力團體上。到了今天，連壓力團體、專業社運搞手都失去了社運的主導能力。這種社運組織化的「返祖現象」，不但使政黨、壓力團體等組織無所適從，更使政府難以識別誰才是真正的談判代表，誰才能作最後決定權，決策總是決不下來，或者決了也是白決，因為隨時會冒出一批新的反對者。
這與通識科有何關係？當然有，通識科探究社會議題，能同中求異（同是社運，內裡有何不同），才能探究得更加深刻。
(2013年11月19日 大公報 A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