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可否認，國民教育已呈七零八落之勢。有識之士提議，應該全面恢復中學必修中國歷史科，以中國歷史作為國民教育的根本。培養同學對國家民族的情懷，應該深植於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學習和認知。
如此說法，既認同，也不認同。之所以認同，是認同愛國情懷必是源自了解傳統，否則流於盲目。但之所以又不全然認同，是因為借中史科作國民教育，至少面臨兩個不易解決的問題：
第一，中史科跨度過長，從商朝一直教到當代，縱橫四千多年，學校課時有限，平均每個朝代也分不了多少教學時數。至於1840年後到現代這段「兩千年未遇之變局」，自然也分不到多少。正如嶺南大學劉智鵬先生在大公報九月座談會上所言：用了好大篇幅講井田制。井田制與今時今日發生的哪些事有關？學生需要這麼長篇大論地了解嗎？如此課程編排，即使能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其實也是情投於古代，卻未必情及於現今。培養家國情懷，不等於培養故國鄉愁。
第二，如何處理現代史中充滿爭議的課題，說白了，如何在教學過程中處理中共建國所引起的一系列爭議課題，現時的中國歷史科課程並沒有提出一個比國民教育科、通識教育科更可行的解決方案。爭議之處，絕對不僅僅在於「八九六四」事件， 「文革」反右等建國後的事件。更為根本的是，如何敘述和評斷自1921年以來中共所進行的革命。四九年建國之後的舉措，無論其功過得失，不能全部簡化為個別最高領導人個人決策所致，而應該推本溯源，從中共的革命理念乃至當時蔚為顯學的世界共產革命浪潮的脈絡中加以理解。革命的目的，不僅僅是推翻民國法統的政治革命，更重要的是一場推翻農村地主富農和城市資本私有者優勢社經政治地位的社會革命。四九年之後、改革開放之前的土改、社會主義改造、計劃經濟和「文革」，除卻一切政治生活所難以避免的派系權力鬥爭外，更為根本的是源自一場有明確意識形態價值理念指導的社會革命大實驗。筆者無意用「革命」這種褒義詞和「社會實驗」這種中性詞去粉飾和去淡化這幾十年來的「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而是提出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用中史替代國民教育，準備好如何講授這段現代史了嗎？
有意見認為，國民教育也好，中國歷史也罷，關鍵是把事實告訴學生，至於情感方面，就讓學生自己去選擇吧。這種對情感教育「積極不干預」式的觀點，筆者完全不能同意。但此處筆者更要着意指出的是，所謂的「歷史事實」，並不是擺在眼前，靜態地等待老師傳達給學生。到底歷史上發生了什麼事，尤其是近現代，從來就是爭論不休，不易形成共識結論。舉個例子，為何中共能在國共內戰中取得勝利？常言道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批判中共者卻認為中共是運用暴力組織手段脅迫民眾，同時得到蘇俄的大力支持，方能貪天功為己有，戰勝國民政府。所謂得到蘇俄支持的觀點，從對蘇聯崩潰後解密的文件研究來看，並不能得到有效的證據支持。至於暴力組織手段，筆者非常納悶，一個黨員少、兵力薄、武器缺的政黨，如果連民心都爭取不了，反而用暴力組織手段恐嚇群眾，最後居然能戰勝國民政府？這是什麼歷史邏輯？
把事實告訴學生
如何愛恨家國，取決於如何評斷家國之是非；如何評斷家國之是非，取決於如何研究和敘述家國之史實；至於如何研究和敘述史實，這從來就不僅僅是歷史學專業範疇內部之事，更加是社會思潮乃至當下政治競爭、話語權之爭所不能放過之「權力場」。
凱撒的固然歸凱撒，上帝的能否全歸上帝，有時仍不得不取決於凱撒。
(2012年12月18日 大公報 A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