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談到，中國歷史教育應該「兩頭要緊」──上古歷史一頭和近現代史另一頭，都應該成為課程中不可或缺的重點。
上一期文章重點在討論上古歷史的重要性和近年內地官方和學術界在國家文明探源考古工程上的重要舉措，這一期講近現代史。
近現代史，從來就不是香港中國歷史教育的課程重點。要麼是課程上淡化近現代史，要麼在實際教學時迴避這一部分內容。迴避淡化的原因並不難理解，回歸之前，殖民政府一來沒有必要因為近現代史教育而激發本地學生的民族情緒，例如在講授近代史中的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之類的英國「傑作」時，即使不激起學生民族情緒，至少也是讓港英當局倍覺尷尬；二來也的確不想因為陷入對現代史解讀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政治敏感，從而激起內地官方、台灣當局以及他們各自在香港的支持者的反感，徒然自找麻煩。
香港回歸之後，近現代史的教育並沒有因此而獲得官方的重視。目前的初中中國歷史課程綱要，仍舊停留在1997年版本。在這個版本的課程當中，政治史，也就是說傳統所言的治亂興衰史， 總共有二十二個課題。其中近代史部分（1840-1911年），共有三個課題：道光、咸豐內憂外患一個課題；同治、光緒改革救國一個課題；辛亥革命一個課題。現代史則有五個課題：軍閥混戰；國共第一次合作與北伐；國共第二次合作與抗日；國共內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政與外交。
新中國歷史僅佔一個課題
近現代史合起來一共八個課題，佔課程的三分之一，不可謂少。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部分，卻只佔一個課題，理論上與軍閥混戰內容篇幅相若，這明顯不合理。軍閥混戰從民國初一直磨蹭到抗戰，約不到三十年的光景，而1949年新中國建立至今已過一個甲子，兩者時間跨度已經相差一倍有多。同時，軍閥混戰雖然混亂，但在社會變遷、經濟發展、政治改良、科技進步等各種衡量國家變化的指標上面來看，軍閥混戰階段進步非常有限，變化非常有限，基本上就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國民政府雖然有所謂「黃金十年」的說法，但真正落實的並不多，而且迅速被抗戰所打亂。反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固然有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的劃分之說，這兩個階段的變化遠遠不是軍閥混戰那個年代所能相比的。故此，只安排一個課題來快速講述新中國歷史，其實說不出個所以然。
關於新中國歷史的教育問題，說到底是如何講授歷次政治運動而已。不講授這些，固然失之於嚴重的片面偏頗。可如果講得太多，又會不會過於政治敏感呢？其實，常言道：擺事實、講道理。在處理新中國歷史課題時，不妨採用擺證據、講道理的原則。誠然，從四九年建國以來，出現過土改、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改造、大躍進、文革，乃至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等眾多備受爭議和抨擊的政治運動，教學過程中觸及這些事件，是完全不能也不應避免的。
從微觀考證梳理來龍去脈
然而，歷史與歷史教育應該講求證據，一分證據，一分立論。坊間不乏對這些事件充滿激情的各類資料，同時內地官方對上述事件大部分也是定調為政治錯誤，但嚴謹的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不應停留於既有的定調和深陷於情感的宣泄，而是應該既從微觀考證上梳理事件的來龍去脈，也要從宏觀分析上掌握事件的內外背景。
比方說，大躍進是怎麼發生的？難道只純粹是個別最高領導人一時衝昏頭腦，然後借助中央集權體制，從上之下強力推行？當時的國際和國內環境有什麼因素促使領導層（而不僅僅是個別領導人）做出這個決定？一個流行的說法是，大躍進導致了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可有些人口統計學家和政治學者並不認同這種統計結果，提出了大量的質疑。
同樣的相互尋找新的歷史證據的辯論，並不僅僅止於大躍進，而是遍及所有政治事件、經濟發展狀況、社會發展情勢等歷史考證和判斷。作為歷史科基礎教育，當然難以做到專業歷史研究那種考證水平，這也沒必要。但是，作為統一課程和前線教學，則有責任把各種不同的歷史考證觀點提出來，既讓學生有所了解而不至於片面停留在某一派的觀點上，而且這也更符合香港教育追求多角度思考的教育宗旨。
(2015年1月20日 大公報 B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