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飛 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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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打開潘多拉魔盒

無論「佔領中環」行動是警方全面清場,還是佔領者自行離開,總會有徹底結束的一天。筆者曾經兩次去過金鐘現場,一次白天,一次半夜,無可否認的是,佔領行動的參加者80%以上都是十來二十歲的學生或青年人。一般論者的着重點在於這次佔領行動是一個自發的、去中心化、網絡發散動員型的社運,也就是說從社會組織學的角度來分析佔領行動的運作模式。筆者更着重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到底這次佔領行動反映出參與者乃至他們這個代際的人,有着什麼有別於其他代際人士的價值觀?筆者作為教育工作者,不僅關心「佔中」事件的進展,而且更憂慮「佔中」事件結束後的狀況─如何修補人心,尤其是在教育方面入手。

這次佔領行動反映出什麼社會心理和價值觀呢?

第一,聽宣不聽調的心態。傳統演義小說有一句說法是形容半獨立於朝廷的地方軍閥,叫「聽調不聽宣」,意思是指聽從朝廷的軍事調度,但不聽朝廷的其他命令(宣者,宣政)。現在佔領行動參與者就是「聽宣不聽調」!聽從佔領行動倡議者的所謂「公民抗命」之類的理論宣講,受其感召而被動員參與佔領行動,但這並不意味着佔領行動「三子」倡議者和自覺是領導者的「雙學」組織可以隨心所欲地調動指揮個體參與者的行止進退。從彼此關係上講, 「佔中」行動和「公民抗命」理念倡議者是一眾參與行動人士的理論導師,幾乎類近於師徒。而「雙學」學生領袖對於眾人來說,更是魅力型領導,類似於偶像與粉絲。但是當下無論是「佔中三子」還是學聯學民,都無法勸服所有佔領參與者離開。有論者樂觀地認為,這是回歸直接民主,筆者不敢苟同。這是自我中心的高度膨脹,覺得你說得我受落,我就聽從而行動;覺得你說得我不耐聽了,我管你是導師還是偶像,繼續我行我素。如果在不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情況下,我行我素頂多只是一個性格問題。但如果是集體行動,如果是社會行為,那麼這種我行我素要不損害他人合法權益就幾乎是不可能的。

媒體經常有報道,現在常常有年輕人求職時態度毫不謙遜,工作時強調自我感受遠勝於專業態度。這恐怕與上述「聽宣不聽調」的心態一脈相承,但求自己感覺爽不爽,不管整體利益。因此,這次佔領行動不止有損整體社會這個「大局」,有趣而弔詭的是,佔領行動一眾參與者的心態同時又是損害佔領行動本身這個「小局」!有所謂的家長代表為佔領行動的學生戴高帽,說他們把垃圾收拾的整齊乾淨,反映香港教育的成功。把自己的東西收拾好,把垃圾清理好,這是小學甚至是幼稚園最基本的公德教育,不必過分放大和拔高其意義。把天橋馬路給佔了,把公共地方給堵了,弄得上下班的繞路,作生意的封舖,這又是哪門子的成功教育?恐怕恰恰是我們的教育過度忽視了集體合作和團隊精神的培養,才造成這種假個人自由之名而行自我膨脹之實的價值偏差。

第二,目標合理化手段的價值觀。「佔領中環」運動從倡議那天開始,已經被許多評論者批判為一種典型的目標合理化手段的思維(Endscan justify their means)。你的目標再怎麼高尚,也不等於可以不擇手段、不守法紀來追求這個目標。香港之所以被稱作法治社會,不在於法條嚴密,更不在於嚴刑峻法,而在於兩條:一是程序公正,就是說不能僅僅強調目的正當性,更要保障追求目的的過程是正當的,合法的,這是現代法治精神的一個核心原則。

二是法治社會不是依靠畏服於刑罰的被動服從法律,而是有賴於內在化於人們潛意識的自覺守法精神。

筆者一直認為, 「佔中」行動可怕之處,絕不在於經濟損失,而在於人心的敗壞。錢少了,可以賺回來;但自覺守法的意識給敗壞掉了,就不是短期可以彌補得了。現在潘多拉盒子已經打開,所謂用「公民抗命」這種故意違法來追求更高公義目標的理論,恐怕已經在不少人尤其是年輕人心中埋下種子。今天可以為了政改問題而堂而皇之地甩開法治,明天一樣可以為任何自己覺得崇高的目標再次甩開法治;今天可以「佔領中環」、衝擊政總;明天可以佔領別的地方,衝擊想衝擊的地方。不一定每一次都像「佔中」那樣捲入成千上萬人,但頻繁地爆發百十來人的小規模佔領抗命行動,則更讓社會不敷應付。如何在「後佔中」時代重構包括法治、品德在內的公民教育內涵,是一個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

第三,片面褊狹的思維方式。佔領者眼中似乎只看見一點:就是他們自己版本的所謂「真普選」,以及他們自己想當然地理解的有關政改的歷史進程。前者一味強調「公民提名」,卻絲毫不理會「公民提名」有違基本法,絲毫不理會這個世界上連傳統民主國家都沒有「公民提名」這個客觀事實。後者一味強調所謂中央背信棄義,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卻絲毫不理會是因為有了回歸,香港政制民主化才能提上日程,絲毫不理會05年是因為反對派議員捆綁式否決政改方案,才導致政改原地踏步,絲毫不理會中英聯合聲明其實並沒有承諾一定要用普選,絲毫不理會連當年經辦的英國官員也承認中國沒有違反承諾等等一系列歷史事實,近乎偏執狂式地非要認死理,一口咬定是中央在阻撓普選。

這種一葉障目式的思維,又怎麼可能按理性處事?怎麼可能不走向偏激?到底是不了解這些歷史事實,還是對這些歷史事實視若無睹呢?前者是無知,後者是不智。這種褊狹思維,到底是否與近年只強調批判式思考,漠視實體知識傳播的教育改革有直接關係呢?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入檢討教改的得失嗎?

 

 

(2014年10月9日 大公報 A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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