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飛 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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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科技到底是教學工具,還是教學內容?

 
7月2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2023年《全球教育監測報告》,呼籲各國對教育中的技術使用進行適當的監管,確保技術永遠不會取代由教師主導的面對面教學。報告同時對過度使用智能手機類產品表示擔憂,呼籲世界各地的中小學校禁止使用智能手機。
 
報告一出,幾乎在全球教育界掀起大爭論。香港雖然對此報道不算多,但還是引起教育界和家長們相當程度的關注。根據該報告的研究顯示,使用包括智能手機在內的數碼科技工具,事實上對師生互動的人際關係實踐式教育、學生學習專注力和學習成效問題,都產生相當的負面作用。另外,過度使用這些電子產品對於低年級學生的視力健康也造成實質性的危害,而城鄉之間、不同階層之間在使用數碼電子產品作學習用途上的貧富不均,又直接加劇了教育公平性問題。
 
應主動制定STEM教育框架
 
不過在三年疫情期間,停課和網課的實施實際上又大幅度提升了電子學習(e-learning)的普及程度。另外,在當今這個創新科技爆炸式增長的年代,推動STEM創科教育的重要性是怎麼強調都不為過的,教育又怎能沒有了數碼電子產品?而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興起,更進一步加深了教育界和社會各界對人工智能衝擊與應用的集體焦慮。歸根結底一句話:如何為數碼電子產品作教育上的定位?或者概括得更精準一些:數碼科技到底是用作教育的工具,還是作為教育的內容?如果工具與內容同樣重要,那麼如何平衡乃至消除上述報告所提及的數碼電子產品對教育產生的負面作用,而又不影響其作為教育工具和內容的普遍使用和普及教育呢?
 
筆者認為,首先作為教育內容的角度來講,廣義上的數碼科技應該成為普及教育的核心學習元素,同時清晰界定在不同學習階段中,同學們應該學習什麼數碼科技和STEM內容。根據2023年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一份資料摘要指出,全球已就STEM教育推動了不少教育改革,但學術界仍在爭論其理念和實踐機制,尚未有一致的「認定定義和方法」(IN08/2023)。但正因如此,香港應該敢為人先,在教育上應該主動作為,制定包括數碼科技在內的STEM教育之應有框架,而不是被動等待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做成之後,我們才亦步亦趨,拾人牙慧。
 
正如香港工業總會也在2022年7月委託香港理工大學進行調查研究,並提出了《STEM產品認證框架研究報告》(這一點要感謝立法會同事陳祖恒議員的提醒,方才得知),率先提出了STEM教育產品應該具備的各類指標和元素,可以說是在STEM界定方面的破題之舉。另外,課程發展議會屬下的STEAM教育常務委員會,其職責也是編定STEAM教育的學習框架,也就是不同年級所應該學習的內容,值得期待和進一步審視。
 
簡而言之,一方面我們不必去等待其他國家和地區的STEM創科教育走出成熟模式,然後再去模仿,而是應該主動作為,同時與內地教育界保持緊密的合作和聯繫,因為內地在STEAM創科教育方面很早就進行大膽的嘗試,「人工智能」也成為高考的選修科目,同時內地教育界又一直有教研(教學研究,研究如何把課程目標和綱要更有效地落實在課堂教學上)的制度設置和實踐傳統,因此在檢視教學成效和優化課堂教學方面,相比只重教師個人教學經驗累積的香港教育實踐來說,來得更加科學和客觀。
 
其次,從作為教育工具使用的角度來講,學童視力健康和教育公平應該放在優先地位。簡單來說,作為教育工具的應用和作為教育內容的推進,應該同步逐級而上:越是低年級,數碼工具在課堂教學中應該用得越少或者越謹慎,數碼科技內容也越是屬於基礎性,既然是基礎性,對於數碼工具的教學依賴程度也就相對較低。例如,人工智能和編寫程式當然是非常重要的數碼科學教育內容,但其基礎知識還是離不開數學和語言邏輯,例如線性代數、概率論、統計學等。數學是理工學科之母,打好數學基礎知識對於數碼科學教育和STEM教育之決定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學數學不一定非要使用平板電腦來學習,儘管網上的確有許多能夠提升學習興趣和效率的應用程式,但對於尚在身體發育時期的低年級學童來說,課堂教學還是要審慎,還是要首先考慮同學們的視力健康。除非教育工具和內容恰好是兩者重合的,例如低年級學習micro:bit和高年級學習Arduino之類電腦程式的編寫,那當然要免不了要使用數碼工具。但使用之餘,就無需為使用而使用,明明應該面對面師生互動和學生之間互動,卻偏要捨真實而就虛擬,這就畫蛇添足、多此一舉了。
 
當然,筆者並不是要求教育部門就着如何平衡使用數碼工具來促進教學和學生視力健康、同儕互動方面,又出若干份教學指引。指引倒是次要,還是要相信和尊重教育界對此的專業判斷。
 
採取措施減少數碼貧富差距
 
另外,聯合國報告中也特別強調,不同階層之間的學生,在使用數碼工具學習的時候,存在明顯的貧富差異,使得教育公平問題因數碼科技應用而進一步加深,富者運用科技創意無限,貧者連上網費用都未必能支付。對於這一點,筆者要點讚特區政府和各界有心人士在疫情網課期間,大力投入資源,幫助有需要的家庭和學生購置數碼智能產品,以及在家中安裝上網設施。
 
對於數碼工具在教育上的貧富差異問題,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和各界有心人士只需繼續深化對有弱勢家庭的資助便可,特別是因應web 3.0技術標準開始取代現有技術產品,做到資助跟貼科技發展,減少數碼貧富差距。
 
筆者上述,只是一家之言,旨在拋磚引玉。更為全面而合乎教育規律和政策邏輯的做法,應該是發起一場關於如何定位數碼科技乃至STEM教育的業界和社會大討論,一如在2000年啟動的教育改革一樣,當時在教育界廣泛邀請大中小幼稚特等業界人士,以及家長和商界等社會各界,就着香港學制、課程等各種教育議題,展開最大範圍的意見蒐集和整理,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教育改革政策方案。
 
筆者當然不是主張再來一場這樣翻天覆地的教育改革,重點在於這是一種集思廣益的工作方法,也是一種最大範圍的調查研究。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7月23日在湖北省武漢市主持召開的部分省市負責人座談會,指出:「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
 
包括數碼科技和STEM在內的創科教育,是一項關乎未來創新科技發展的人才培育,教育是國之大計,創科教育則是大計中的大計,如何規劃和推動落實這項大計,是值得也應該進行一場讓教育界和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調查研究。
 
 2023年8月10日 (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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