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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加快建設教育強國，統籌做好「引進來」和「走出去」兩篇大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資源和創新要素，使我國成為具有強大影響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要積極參與全球教育治理，大力推進「留學中國」品牌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經驗、發出中國聲音，增強我國教育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 香港是公認的中國國際大都會，理應發揮「國家所需，
行政長官李家超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不少教育措施，這些措施也引起了社會人士一些疑慮。筆者作為教育工作者，嘗試從教育專業的角度，去釐清這些因不了解教育行業內實況所產生的誤解和疑慮。 第一，在擴大增收非本地生方面，會否增加香港特區政府的教育支出？會否影響本地學生的升學和就業機會，令本地學生要面對更大競爭？ 首先，現時所提到的非本地生學額增至40%並非是要減少原來的80%本地學生的學位，本地學生
香港面對出生率下降和移民潮的雙重壓力，不僅社會面對人口老化壓力日益嚴重，而且在教育界也不得不面對學生不足的危機。因此，輸入非本地學生成為一個教育界普遍支持的政策建議。筆者身為教育工作者，當然支持盡快增加輸入非本地生，為此亦不斷呼籲和建議特區政府落實這個措施。 然而，「增收非本地生」並不是一個純粹增加數量和百分比的簡單算術問題，也不僅僅是一個涉及宿舍和教學設施是
參加完特區政府《施政報告》教育政策諮詢會，與會各教育界代表幾乎異口同聲都支持特區政府應該開放對非本地學生對招生比例，無論是政府資助學士學位課程，抑或自資院校課程，以至包括副學士和高級文憑的副學位課程等等。筆者當然支持這個提議，畢竟近年因為出生率下降和移民的因素，香港中小學生源不斷下降，這也直接影響到香港的大學和專上教育收生數量和質素，沒有數量，自然也談不上質素。不過，筆者並不主張只顧著擴大
把香港打造成國際教育樞紐，對於這一點應該沒有太多爭論的了，問題只在於如何打造。這裏存在兩個約束性條件：一是對吸收內地學生的路徑依賴，二是越發不利的國際輿論環境。前者在本欄曾經闡述過，不贅言，本文重點講第二點。 首先，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話說一位已退休的常任秘書長級高官親口跟我說，當年她就讀於一所傳統名校，每年全級考第一名的同學都會收到新加坡政府寄來的信，邀請前往當地升讀大學，或資助前赴海外
最近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討論到大學資助委員會（簡稱UGC）及其屬下的研究資助局（簡稱RGC）的撥款審批機制，尤其是負責審批的RGC委員會和屬下不同研究範疇撥款小組委員會的成員組成。過去兩者在高等教育界和社會上引起一定的爭議，例如委員會和學科小組的主席和相對比例的成員，都是來自海外特別是英語系國家的學者，因此對這些海外學者是否能夠充分理解香港研究所需，尤其是否能理解在「一國兩制」之下
近日，泰晤士高等教育評級機構（簡稱THE）公布2023年度亞洲大學排名，打入首100名的香港本地大學總共有五間。但傳媒廣泛報道的重點卻是，在亞洲地區大學的國際化程度普遍上升的情況下，香港的大學國際化評分卻輕微下跌0.5分至97.3分。THE更引用香港大學聯招事務處的官方數據，稱來自內地的學生人數於2021/22學年按年升13%云云。這就彷彿給人一種印象，就是香港本地大學招收很多內地學生，而海外
隨着疫情散退社會復常，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略，以及新一屆特區政府「說好香港故事」的工作，推動香港教育產業國際化工作馬上起動。本人聯同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簡稱STEM聯盟）的培僑中學伍煥杰校長，以及教聯會總幹事崔劍博士一同出訪菲律賓馬尼拉，到訪了當地華僑團體、教育界及中國駐菲律賓大使，為香港的教育作宣傳推廣。 中國與菲律賓自1975年建交，多年來兩國關係密切。根據外交部的資料，2022
筆者一再在本欄提到，要建立與一國兩制相符合的香港教育，就必須把香港教育推向國際化，而不是僅僅滿足於只是作為愈發生源減少的本地教育。說起國際化的教育，最顯而易見的特徵莫過於到境外舉辦教育展覽。正如每年香港都會有各種海外的教育展，尤其是英國的教育展，讓海外國家的大學中學在香港宣傳，以利於招收香港學生前往留學。姑勿論這些來香港做招生宣傳的國家，其教育水平和各種教育指標與香港相比，是否真的優於香港，但
香港要建立與一國兩制相匹配的特區教育，那到底該怎麼建立呢？筆者認為要兩手抓：一方面要堅定不移地推動廣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另一方面要矢志不渝地推動香港教育的國際化。前者，是夯實對下一代的正確價值觀教育，確保香港青年一代建立正確的國家民族觀念，培養國民身分認同，與一國之大義相匹配；後者，則優化香港本地課程和各類教育項目，以教育提升學生競爭力，以促進本地走上科創經濟轉型和趕上國際教育潮流的課程，培養本
香港教育必須向海外拓展，包括招生和進一步提升教育課程的國際認受性。為甚麼要令香港教育保持國際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建立與一國兩制相匹配的香港教育！ 第一，既然未來香港的發展要搶人才，那麼人才不會自己一個人來香港，要麼是拖家帶口，要麼是來到香港之後再成家立業，下一代子女的教育必然成為人才是否來港的重要考慮因素。當然，現在提到香港國際化教育，更多是指國際學校和國際課程，來港人才似乎更為傾向讓
本港面對學生結構性人口下跌的問題已有多年，要求政府盡快研究及制訂可行方案，減少對學校的衝擊以穩定教育生態，已是筆者常談的老話題。就開拓生源的情況，筆者早前曾於不同平台建言政府可考慮引入更多境外生源，解決本港適齡學童不足的問題。同時，此舉亦有助建立本港教育品牌和吸引各地人才來港，優化本港人口結構。 放寬境外學生來港限制 筆者認為，針對學生結構性人口下跌的情況，政府需要拆牆鬆綁。筆者建議在
八月底，特首在多個場合中表示，要搶優秀人才！香港經過長年的政治風波干擾和牽制，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方面已經浪費了不少光陰，是時候要大力發展和利用高新創科，作為未來香港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和新增長點，而做到這一點的關鍵，還是要用足夠的人才。當香港這邊廂話音未落，那邊廂新加坡就猛烈地推出了一系列吸引人才到該國工作的政策，競爭意識和施政效率很強。
筆者自去年以來，已經在許多媒體和場合反覆提及，要輸入香港特區境外的學生，以紓緩本地生源不足問題，乃至有助優化因為少子化而產生的人口結構問題。這當然是一項引起一定社會爭議的建議，其中對於解決本地學生人數不足問題，許多社會人士認為應該透過實施小班教學來解決，而非筆者所提的輸入學生。關於小班教學的迷思，下回再論。本文主要集中討論輸入學生的一個有待解決的技術性問題。 超級聯繫人從教育開始
近日，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宣布，從二○二四學年開始，將在內地設立新高中文憑考試即DSE考場，讓內地港人子弟學校申請成為「與考學校」，從而讓該校學生可以直接在內地應考DSE絕大部分學術科目，免卻這些同學像以往那樣用自修生名義來香港應考。當被問及是否能夠讓不是這類學校的內地學生同樣在內地應考DSE時，考評局強調須得到內地相關部門的同意。雖然這樣聽起來，似乎惠及的在內地的DSE考生數量不會太多，畢竟目前
政府近日向立法會一再重申其發展香港成為區域教育樞紐的政策,以壯大本港的人才庫。然而,在過去三年,教資會資助的八所大學學士學位課程,非本地學生人數只增加了1005人。換句話說,每間院校每年的非本地學生增幅,平均不足42人,遠遠未達「八二」限制(八成本地學生,二成非本地學生)。政府不得不承認「專上院校在現時的政策下仍有空間取錄更多非本地學生(包括內地學生)」。 拆
這有點像包括MBA的GMAT考試題目：從下面幾條訊息，能夠分析出甚麼結論？ 一、目前香港本地的確出現一定程度的退學潮，包括移民海外、回內地和轉學國際學校或私立學校，總之就是脫離DSE課程。 二、從二〇一六年開始，內地就不斷就《民辦教育促進法》進行修訂工作，這部教育法規涉及面很廣，但有點值得注意，修法透露出一個訊息，就是對內地民辦的國際學校和國際化課程開始有所限制了。
香港教育存在潛在危機，是香港教育的品牌效應很可能隨着考生人數下滑而下跌。香港學生人數節節下降，不僅造成學校重新面臨縮班殺校的危機，筆者更要強調的是，每年人數過少，會削弱本地課程和DSE文憑考試的認受性。 二〇一九至二〇年內地高考總人數超過一千零一十七萬人，英國高級程度會考單是英國本土就有八十萬人以上，還沒計算海外考生的人數。反觀同一年度香港新高中文憑考試DSE的人數，只有五
自從一二年開啟第一屆DSE考試以來，社會上的質疑批評聲音從來沒有停止過。本文的重點，並不在於評論這些批評，而在於強調：香港的新高中文憑課程及考試評核（簡稱DSE）可以改善，但不能矮化，不僅要珍惜和保存它難得的國際認受性，應該全方位地加以推廣，無論從保持香港特區的國際性來看，還是從整個中國當前面對的戰略格局來看。 首先從DSE的國際認受性來看，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
自從2009年在高中落實DSE課程，以及2012年開啟第一屆DSE考試以來，DSE一直風波不斷，社會上的質疑、批評聲音從來沒有停止過。質疑批評的意見主要集中在兩項：一是擔心它的認受性不足，包括在本地僱主招聘考慮、大學專上教育錄取資格和海外教育機構的認受性上；二是批評它某些學科的課程內容和考評要求，例如中國語文科被比喻為「死亡學科」，通識教育科更是備受各方指責。
剛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簡稱「綱要」）中，第八章第一節提到推動灣區教育合作發展。除了已開展的大學高等教育灣區辦學和研究合作之外，在中小學基礎教育乃至幼稚園學前教育階段，綱要也提出了不少加強灣區教育合作的舉措。概括來說可分成4類：（1）鼓勵締結姊妹學校；（2）建設港人子弟班和寄宿學校；（3）開放香港老師到廣東考取教師資格並任教；（4）增加內地學位，研究賦予在珠三角工作生活的港人子女，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