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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就是認識論」，這是教育學者NeilPostman的一句名言。我們不是直接用自己的眼睛、耳朵去認識周遭的世界，絕大多數情況下是透過所謂大眾媒體的報道和評論來加以認識。因此，媒體報道內容的傾向性，報道方式的引導性，自然而然就成為影響我們認識世界和看待問題的最大力量。一個傳媒的傾向性和引導性報道，不足以產生所謂「洗腦」的效果，可如果從反對派媒體，到那些我們一廂情願認為是
似乎不少人都對中國單元深感陌生，中國單元的內容實在太過廣博深遠，學與教都有望洋興嘆的無奈。筆者斗膽在此歸納：當今中國的萬般問題，歸根到底就只有一個問題——中國發展道路，到底是不是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中國當前的發展道路，無論是一黨執政、多黨合作的政治體制，還是國有和民企並行的經濟體制，以及有待改革的城鄉戶籍制度、方興未已的各類社會
探究式學習，是通識教育科常用的教學法乃至教學法的修辭。透過讓學生對議題進行自主探究，而非老師單向講授，從而既提高學生的知識、技能和培養正面價值觀，更培養了學生自主學習的精神，改變了以往被動學習的習慣，同時又增加了對探究而獲得的知識技能的自我擁有感，所學比起被動接收老師所教來得更加牢固。 這是一個非常完美的對學生學習心理過程的描述。我
目前似乎有一種趨勢，就是通識教育科的教學日漸強調應試化，彷彿失去了早先課程改革所強調的着重引發學生探究而非應試的教學理念，理由是現在越來越多前線老師在日常教學中汲汲營營於應試技巧，不斷向學生強調各種應試題型的操練云云。 筆者倒這樣看，前線老師之所以強調通識科的應試技巧，原因未必是老師們未能對教學作所謂的「範式轉移」，未必是因為老師們
人類歷史並不總是暴露在陽光之下的，在學校歷史科那近乎蓋棺論定式的課文敘述之外，以及在通識科課堂對新聞報道作煞有介事地探究之外，似乎總是存在着其他不為大眾所知的推動歷史變遷、影響社會變化的真正動力。從塵封日久而尚未解密的檔案，到小說《達文西密碼》所提及的「共濟會陰謀」，對於這些我們尚未得知，甚至連是否真正存在也說不清的力量，我們唯有將之命名為「陰謀論」。人們對「陰謀論」這
星空仰望，據說是古希臘有「科學與哲學之祖」之稱的泰勒斯（Thales）所留下來的充滿詩歌韻味的名言。何以引用此言呢？通識教育科的其中一個教育目標是擴闊學生的視野，然而，目前的通識教育科課程和考評，在這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尤其是在科學科技方面。 目前的通識科課程，關於科學科技的單元是能源科技及可持續發展單元，以及公共衛生單元。不能
這題目是不是很誘惑？仿佛在暗示教育部、北師大等國家重要教育機構部門之間如英國政治諷刺小說、美國政治電視劇「紙牌屋(House of Cards)」那樣波譎雲詭。 其實，我想說的是，三者固然無關，但對於我個人來說，三者又有點關聯。何出此言呢？事緣復活節假期中，我參與教聯會訪京團，其中一些讓我印象深刻的參觀交流單位就包括國家教育部和北京師範大學。至於「紙牌屋」，純粹是我在羈旅
平心而論，今屆通識科試題沒有什麼令人不滿意的地方。兩卷六條題目，基本上都比較緊扣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考評綱要（C & A Guide），都是以恆常議題作為命題的主要切入點，不像去年試題那樣，忽然冒出一條「拉布」的突發議題題目。 我個人一直認為，通識科應該集中探究恆常議題，而不應該糾纏在每天都千變萬化的突發議題或者新聞事件。突發議題或新聞
近年由廣州到香港，逐漸流行一股「保衛粵語運動」的風氣。筆者是百分之百的粵語人，甚至敢誇口，我的廣府話說得比許多香港人和廣州人要字正腔圓得多。保護粵語，我不止舉手支持，而且份屬當然。 不過，在當下這股粵語的社會風氣當中，似乎存在一種值得深入討論的傾向。 從網絡發表乃至媒體訪談來看，支持保護粵語的人士，往
最近隨便翻閱兩本言及法治的通識科教科書，居然都不約而同地用包公斷案來比較西方法治下的司法制度，結論當然是褒揚西方法治之先進，貶斥中國人治之落後。閱罷，啞然失笑！ 首先，公案小說乃至影視作品裡面的包公斷案，不等於中國歷史的實況。試想，如果歷史上的包公真的動輒在開封府衙用三大鍘刀處死罪犯，那麼開封府公堂上豈不是血跡斑斑，鬼影幢幢？文學作
新高中的通識教育科，總是在左右為難的困局之間徘徊遊走。其中一個左右為難的局面，就是該不該在通識科中進行價值教育：進行價值教育，唯恐變成價值灌輸，有違培養學生獨立思考之原意；不作價值教育，更恐出現價值偏差，縱容甚或誘發學生極端價值觀。怎麼辦？ 在筆者接觸中，同學討論、探究時事議題，不盡是搬字過紙、人云亦云的。能形成自己見解的，仍是不乏
上一期談到，不少影評對電影《大明劫》都提到治國與治病的關係，彷彿明朝因治不了瘟疫所以才亡國，更有不少借古諷今的論調。於是乎， 瘟疫的防治與管治的興廢，兩者似乎成了正比例關係——瘟疫得治，則管治維持；瘟疫失治，則管治崩潰。好，不妨用通識教育科的批判性思考評論一下這個說法。 不錯，不少歷史文獻記載，明朝末年的大瘟疫的確耗盡了國家和社會的
最近內地有一部名叫《大明劫》的電影，講述明朝末年民間醫生吳又可（ 姓吳， 名有性， 字又可）為明朝軍隊醫治瘟疫。電影分兩條線敘事，一條線是講述明朝崇禎皇帝面對闖王軍隊的壓力，起用名將孫傳庭，練兵修械，準備反擊，但卻偏偏遇上前所未見的瘟疫，大批軍民飽受感染，持傳統診治方法的醫官束手無策。另一條線則是講述吳又可醫生，嘗試用有別於傳統診治的觀念和方法，重新界定瘟疫的病理學原理
2013年12月3日，「2012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Assessment簡稱PISA）發布成績。在參與的65個國家╱地區中，香港十五歲學生以母語閱讀的能力和科學能力均排名第二，數學能力則排名第三，成績繼續名列國際前茅，這當然讓教育部門和不少關心教育的人士彈冠相慶。 &nb
好一個國民教育學校版圖！被列入該版圖的學校，恰恰反映了這些學校及其背後的辦學團體，能夠堅守教育專業，提供符合學生最大利益的課程。 對，您沒看錯，我的確是講「國民教育課程符合學生最大利益」。難道不是嗎？當全世界都把眼光放向中國發展之時，香港如果能夠充分發揮內地和外國都不俱備的「一國兩制」優勢，為我們的下一代提供一個比內地和外國都更全面的視野來了解國
內地有一句很著名的說法：細節決定成敗。套用到香港今天的處境，筆者在全國港澳研究會表達的第二個觀點是：行政細節決定政治成敗。 這裡所說的「行政」，我指的是公共政策醞釀擬定的過程。與內地顯著不同的是，香港許多政府政策的決定，並不是僅由政策局長或者常秘一手包攬和決定，而是必須經過一系列的法定諮詢和委員會決策的程式，讓社會各方持份者可以參與其中，對政策草案作不斷的添磚
如果我們把去年「反國教」事件看成是一次社會運動的話，那麼現時仍在進行的「香港電視發牌」事件，也可以說是一場社會運動。這是最為直觀的觀察和判斷，不少政論人士都持這種觀點。 然而，如果我們細心深入比較的話，兩次表面看起來可以歸為一類的社運，其實內裡組織邏輯是大相逕庭的。前者，組織社運的所謂家長團體、學生團體，乃至據稱是其背後遙控的政黨，
美國自從斯諾登爆出竊聽行為之後，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勢。不止中國被美國廣泛竊聽或者截取通訊訊號和網絡數據，現在連歐盟各國甚至教皇也據稱是美國情報部門的竊聽範圍之內。據說美國情報部門希望藉此而達到無遠弗屆、無所不知的程度，如上帝般「全知全能」。 據「大數據」（Big Data）這個概念的提出者之一Viktor Mayer-Schonber
「拉布」是事件（incident），「行政立法關係長期緊張」是議題（issue）（2013年文憑試通識科卷一題目）；「國教風波」、「港人成功登陸釣魚島」、「港人支持汶川地震賑災」這些都是事件，「港人國民身份認同的變化」則是議題（2013年卷二題目）。事件和議題之間的區別與關係，對指導通識教育科的學與教有非常重要意義，雖然這種意義往往被低估了。
上期提到，香港教改，既為填鴨式教育鬆綁，但又不是一頭栽向西方式教育，但是這條中庸之路並不易行，因為教師不易教，學生不易學。何出此言呢？因為香港的課程改革，一方面立足於學科知識的灌輸，另一方面又強調能力的培養，兩廂兼顧，其實要求是很高的。如果只是強調前者，那麼等於填鴨式教育。如果只強調後者，那麼不但學無根基，而且從教育學和知識論的角度來說，筆者根本不認同有抽離於知識之外的
最近風聞坊間有意見認為，為了減少通識教育科的學與教壓力，建議取消單元五和單元六，也就是環境教育和公共衛生兩個單元，對此筆者大不認同。 環境單元和衛生單元，涉及一些科學科技的常識性知識，對於不是修讀理科的同學來說，似乎有一定的學習難度。同理，對於不是教授理科的老師來說，同樣具有一定的備課壓力。但是，環境議題和衛生議題，卻是最適合學生用
「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取消通識科必考？」如果來年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考試真的以此來命題，不知讀者有何感覺？我就覺得有點詭異。 不是嗎？一來通識教育科關注時事，那麼最近關於通識教育科應否列為必修的爭議驟起，該議題自然也落入教學和應考的範圍內。二來這個議題本身的爭論焦點就是通識科應否必修必考，那麼如果以此爭議點來做考試命題的話，等於用考試的方
教師粗口事件，雖然已經越鬧越政治化，但是箇中是非曲直，卻並不複雜。 第一，如果老師講粗言，那麼如何要求學生不應講粗言？這是最顯淺不過的道理。筆者相信，即使說粗言的那位老師，也不會同意學生可以隨便講粗口。言行舉止的大方得體，是品德教育乃至公民教育的基本要求。無論東西方文明，都不會把粗言穢語視為社會的正當行為和教育上可接受，甚至可讚許的
